时入秋季,随着各地开始秋收,随大汉迁都至长安的士族百姓也都慢慢适应在关中的生活。将益州拆分的三州在州刺史的治理下,也都步入正轨,或梳理日常工作,或是调整在编人员。
或因调整行政区过于繁琐,尚书台调整了三州的考课制度,暂时取消了上计,改由各州自行管理各郡、县的各项事务,以确保来年能够正常地运转。
不过的话,刘禅派出了太子刘璿,让他来督查各州情况,也为增进其治政能力。当然还有一个目的,即提高刘璿的个人威望。毕竟刘璿母族不贵,其妻族马氏也处在衰弱当中,其还是需要更多的帮助和支持。
“启禀陛下,此乃太子所上奏疏。”郤正说道。
刘禅接过奏疏,仔细阅览了一遍,说道:“太子所言不无道理,让尚书台将各州郡近年以来变动之事整合,重新修订《益州民政》,以便州府、郡县官吏了解郡县变迁事务。”
“诺!”
刘璿前往巴蜀督查三州的政务,其发现地方上新任官吏仍在使用十几年前的《益州民政》作为他们的执政用书,其间书籍上的内容已经与现实里出现了偏差,特别在水利疏通上,大汉下达《田亩水利法》后,其间变化颇大,有些官吏还闹出过笑话。
显然十几年前的用书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情形。刘璿发现后故上疏给刘禅,希望尚书台能派人增订修减《益州民政》,与时俱进,以适应当下州郡情况。
“陛下,太常进言我大汉今下迁都长安,乃与旧时不同,或可改元,以示大汉更新气象。不知陛下以为如何?”廖立进言说道。
实际上改元与改年号并不相同,较改元而言,年号出现得也晚。
在西汉之前,春秋战国时期仅有元年而无年号,元年仅用来计算君王的在位时间。若逢政局变动、制度改革、军事胜利、祥瑞灾异等事之时,便会改元年,以重新计算。
如在汉文帝继位十六年之时,得天赐玉杯,上刻‘人主延寿’,文帝以为吉祥,便下令次年改元,即文帝十七年重新改元。
是故文帝在位又分为元年及后元年,在文帝军细柳营之时,载曰:‘文帝之后六年’,并不是文帝六年而是文帝后元六年,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,军细柳营。包括其子景帝亦有改元两次,但这些仅是纪年,而非年号。
其年号真正之始乃是汉武帝所创,由于其崇尚术数,汉武帝以瑞事为年号,每六年就要改一次元,这也是为何汉武帝时期经常改元的缘故。从此之后,改元便与改年号重合在一起,成为帝王上的定制。
若以年号更替频繁与否来看待国家统治稳定与否,亦有偏颇之感。但国家统治不稳,其年号变化频繁则是毋庸置疑的。
不过或受后世的思想影响,就刘禅个体而言,他还是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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