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了两天,当祝笛澜与廖逍见面时,才发现这事,并没有她想象中简单。
她翻着档案袋里的照片,“什么时候查出有目击者的?”
“当时就知道了,”廖逍目不转睛地看着她,“罗安处理了大人,留下小孩。小孩现在被警署保护着。虽然八岁幼童的证词算不上铁证,但以防万一,不要把祸水引到我们身上来。”
诚然对这一家人来说是无妄之灾,但罗安留活口的行为让她依旧难以理解,“罗安什么时候有这份善心?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不动小孩和女人的守则。”
“现在让你去处理。”廖逍对她的嘲讽置若罔闻,“引导小孩的证词,洗清罗安的嫌疑。”
“我没有把握,”祝笛澜用手指夹住那张全家福,冷漠地看着,“小孩子爱说什么说什么,请个好律师就能解决的事,没必要折腾小孩子。”
“你不愿意还是你做不到?”
“我做不到。”这话半真半假,但祝笛澜说得十分肯定,“理论上来说,幼童的心里屈从比较简单,但他在目击双亲死亡后,心里状态的改变不可能被准确判断。我的引导只可能是赌,我有可能会完全赌输,导致更严重的后果。”
廖逍不屑一笑,“你不用考虑。”
“我怎么可能不考虑。精神分裂就是后遗症之一。你敢说你有把握吗?”
“我不会那样说。我要的是你引导后的效果,而不是考虑幼童的心理应激。”
“怎么?”祝笛澜忽然明白了什么,挑眉,“你做过这样的事?”
廖逍神秘一笑,喝了口茶,顿了许久。
祝笛澜静静等着他开口。
“有过这么一次。很多年前,警署通知我,说是有个女人死在家中,在场的只有她七岁的儿子。警署与社工介入,但幼童怎么都不愿开口说话。”
祝笛澜坐得端正了些,她忽然对这个故事很有兴趣。
“这个女人十九岁意外怀孕,生下男孩。男孩五岁的时候,她找了新男友,比较稳定。这些情况,警署很快就查明。这位新男友有前科,有暴力倾向,邻居听见过几次争吵和殴斗的声响,也报过警,这些都在警署的档案里记录着。”
廖逍的手指在桌上敲了敲,“女人是被枪打死。这把枪没有做过登记,但以这位男友的前科来看,他很可能非法持有枪械。警署猜测争执中男人开枪打死女人之后逃匿,街边摄像头有他驾车离去的视频。男孩在场,目击全程,不愿开口说话。这样的真相简单不过又符合逻辑。警署签署男人的通缉令,把孩子交给了社工。”
“没有要男孩的证词?”
“他们尝试过,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。警署想查他的医疗档案,发现因为没有医保,他母亲可能用某种方式带他就医以便逃避费用,他的医疗档案可能在某个人的名下,太难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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