耿义兰与他们不是同年、同窗、同师、同乡。不在四同关系里,又是道教徒,那些官员便对他不怎么看重。后来见他层层上告,居然丧心病狂的的对耿义兰动刑,打得他遍体鳞伤。
这便有些下做了。要知大明的文官不是个个体概念,而是个集体概念。明朝的文官体系,如同一张编织严密的网,每个文官,都是网中的一个节点,动一个,就是动一个体系。
退休或改行的官员,一样属于这个网的范围内。他们享受官员的待遇、补贴、优免。同样,也受这个规则的保护,对致仕的官员任意迫害,实际也是在破坏整个文官制度的游戏规则,为体系所不允许。
更何况耿义兰是嘉靖年的进士,科分辈份比那些主审官还要高出许多,按理说,那些人是要执学生礼,规规矩矩地喊他一声老先生,老前辈。他们不但不恭敬前辈,反倒对前辈用刑,耿义兰如何咽的下这口气。
这个时候,这件事已经从一起简单的地产争讼,演化成了佛道之争。同样,耿义兰也不能受这种窝囊气,纵容这种反规则的行为。因此他开始了漫长的上告申冤之旅,而整个道门,都有不少大能开始出来,做他的隐形后盾。
陈伯年与他既是同门,又如何能坐视?除了赞助路费外,又想起,对面既然是国舅,自己这何不也找个国舅?来个以国戚而斗国戚,以佞幸而战贼秃?因此郑国宝说的条件,他全都肯应,只要能斗赢那些和尚,付出这点代价,又算的了什么?到时候道门中一提起我陈伯年,都得说我是护教功臣,光这份荣誉,就足以值回损失。这也就是所谓的少算经济帐,多算正直帐。
固然在华山地产之争里,郑国宝没站到陈伯年那边。可是陈伯年也清楚,这是感情因素,不是信仰因素。国舅和岳不群是朋友,自然要为朋友帮忙。反过来说,自己若是与他也成了朋友,他能不为自己帮忙么?国朝里怕的不是郑国宝这种帮朋友不帮道理的人,相反怕的是海瑞那种只认道理不认朋友的人。
郑国宝听完这事,也自盘算。宫里那老乞婆对我妹子向来看不顺眼,同时,皇帝也对老乞婆多有不满。这其实便是个机会,不如就借着这事,和老太婆斗上一斗。
如今京师里的气氛十分古怪,一来就是潞王不就藩,这一点让万历和万历派的人都心怀不满。一个藩王,不去就藩,赖在京师里不走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就是在等皇帝出现什么意外,自己好去接盘。而且这样的人在京一天,就必然有一批大臣向他靠拢,形成二日争辉的局面。二来就是万历天子设矿税监,又在各地搞抽分,丈量土地,广布缇骑等行为,也让文官们对他的不满度日益加强。因此李太后更是有从中做手脚的机会,若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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