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靠着厨房水槽,又喝了一杯威士忌。到底怎么回事呢?我很想给雪打个电话,问她何以晓得羊男。但有点太累了,毕竟奔波了整整一天。再说她放下电话前说了甸“等下次”。看来只好等下一次,何况我还根本不知道她公寓的电话号码。
我上了床。横竖睡不着,便看着枕旁的电话机,看了10至15分钟。因我觉得说不定雪会打电话来,或者不是雪而是其他人。看着看着,我觉得这电话机很像一颗被人遗落的定时炸弹。谁也不晓它何时炸响,只知道其炸响的可能性,只要时间一到。再仔细看去,发觉电话机的形状很是奇特。非常奇特。平时未曾注意,现在端详起来,其立体性似乎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紧迫感。它既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说话,又仿佛在怨恨自己受缚于电话这一形态,从而又像一个被赋予笨拙肉体的纯粹概念。电话!
我想到电话局,那里连接着所有电话线。电话线从我这房间里通往无限遥远,在理论上可以同任何人连在一起。我甚至可以给安克雷奇打电话,可以给海豚宾馆、给往日的妻子打电话。其可能性无可限量。而总连接点便是电话局。那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连接点,通过编排数字使连接点发生转换,实现通讯。我们通过电线、地下电缆、海底隧道以至通讯卫星而连在一起,由庞大的电脑系统加以控制。但是,无论这种连接方式何等优越、何等精良,倘若我们不具有通话的意志,也无法发挥任何连接作用。并且,纵使我们有这种意志,而若像眼下这样不晓得(或忘了询问)对方的电话号码,也无法连在一起。也有时候尽管问了电话号码而一时忘却或将备忘录遗失,甚至有时候尽管记得电话号码而拨错转盘,这样一来,我们同哪里也连接不上。可以说,我们是极其不健全极其不会反省的种族。不只于此,即使这些条件完全具备而得以给雪打电话,也有可能碰一鼻子灰——对方丢过一句“我现在不想说,再见”,旋即“咔”的一声放下电话。这样,通话也无从实现,而仅仅成为单方面的感情提示。
面对以上事实,电话似乎显得焦躁不安。
她(也许是他。这里姑且把电话视为女性形象)对自己不能作为纯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,对通讯是以不稳妥不健全的意志为基础这点感到气愤。对她来说,一切都是极其不完美、极其突发、极其被动的。
我把一只臂时支在枕头上,打量着电话机的这种焦躁情绪。但我无能为力,我对电话机说:那不是我的责任。所谓通讯本身就是这么一种东西,就是不完美的、突发的、被动的。她所以焦躁不安,是因为将其作为纯粹概念来把握的缘故。这怪不得我,无论去任何地方都恐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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