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十六年,九月二十九日。
蓟镇,石匣营城,南兵公署。
石匣南兵营中军兼守御所百户吴惟贤,朝统领南兵游击将军陈蚕絮絮叨叨地算账道,
“……咱们这样算罢,隆庆二年,戚少保调任蓟镇的时候,前后两次招募浙兵共九千人,万历三年到万历五年,朝廷说要在蓟镇建立浙兵轮班制度,三年一换,在蓟镇设立了三个南兵营,一一对应蓟镇三协,都是单独建制,两班三路共招了一万两千人,加上隆庆朝的九千名浙兵,一共是两万一千人。”
“一个南兵的工食银为每日五分,以一月三十日来计算,折合下来就是每月一两五钱,一年十八两薪饷,再乘以南兵总人数,也就是说朝廷每年在蓟镇南兵身上的支出是三十七万八千两银子——你或许会说这没算朝廷发给南兵的赏银,但是朝廷的赏银是按胡虏的人头算的,上报的时候怎么也不可能把两万一千个南兵都囊括进去……”
吴惟贤这时说话有些随意,并没有对陈蚕以官职相称,陈蚕却也不生气,蓟镇南兵的“单独建制”包括南兵营的指挥系统,虽然南兵被分派戍守各路的各个隘口和敌台,但统领的南兵并不是各路的军事长官,而是受蓟镇三协各南兵营的直接管辖。
而由于建制时的地缘和历史因素,南兵营的各级长官,大多都是由南兵或者曾出身南兵者所组成,不但守备各敌台的千、把、百总等低阶武官多系南兵选充,就连高阶武官,比如对南兵营主官、参将的选任,都是由浙江人占据了绝对的多数。
这种垂直管理方式使得南兵营内部武官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亲厚,同乡同城加上并肩作战的经历,让南兵上下自然团结成了一派,此时的吴惟贤和陈蚕当然也不例外,
“我就弄不明白了,朝廷何至于就出不起这三十七万八千两了?”
吴惟贤露出一种迷惑而愤慨的神情道,
“我大哥在广东,来信同我说,两广、福建的海商每年同洋人做生意赚的钱加起来就够养好几支戚家军。”
“即使不提那些海商,我听说,皇上前阵子才又巡视了寿宫,这一座陵还没修完,就花了两百万两银子,够所有蓟镇南兵五年吃喝,就这么大一个国家,哪里省一抿子省不出这三十七万八千两?”
“这军饷欠了又欠,一开始是这个月发上个月的,接着就变成是这一年发上一年的,现在么更不得了咧,直接两手一摊说发不出咧,这不就是欺负咱们南兵是三年轮班制的募兵,不好跟朝廷直接置气吗?”
“要换成卫所边军,或者哪个边将麾下的私军家丁,一个月不发饷就肯定甚么仗也打不了了,要真欠上一年,卫所的屯军和旗军要么早跑了,要么撂挑子不干了,私军家丁要么转投他部去了,要么就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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