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诚笑了一笑,先在话里给自己留了条后路,
“奴婢原是陕西人,未曾亲历我朝漕粮转运,不过奴婢在内书堂时,尝听翰林说起前元旧事。”
“古人云,‘以史为鉴,可知兴替’,以前元故事而观,以海运替漕运,实在恐非易事。”
朱翊钧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佩服朱元璋当年的高瞻远瞩。
他想朱元璋同李自成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。
虽然二人都是农民出身,但是朱元璋是起了兵就一定想要做皇帝的那种人,所以他从来不指责妥欢帖木儿强征民工开凿河道。
因为他知道他会当皇帝,他当了皇帝也一样会凿河道,即使他不凿,他的子孙也一定会像妥欢帖木儿那时一样去征民工、凿河道。
因此朱元璋起兵归起兵,挖统治阶级墙角这种事他是从来不做的。
所以后来即使天下姓了“朱”,大家也没觉得有甚么不对。
相比之下,李自成就实诚得有些“愚”了。
像“龙飞九五,重开大宋之天”这种空话,说了也就说了,反正老百姓也分不清哪个是“真宋”、哪个是“真龙”。
李自成倒好,一张口就是“闯王来了不纳粮”,这一“不纳粮”,直接就把统治阶级的根子给挖了,百姓不纳粮怎么去供他一个农民皇帝?
就像后世民国政府给溥仪以“优待条件”逊位,一个是欺君,一个是欺民,都是败史。
都是先造了一个大局面,教人盼着它败才解恨,仿佛刀切甘蔗、刃断芭蕉,真成了势那就不好看了。
所以朱元璋的起兵叫打天下,而李自成的起兵才叫起义。
农民打天下和农民起义当然是不同的。
打来的天下是一家一姓换了另一家另一姓,这换上去的那一家便尽可以奚落前者,借鉴前者,把前者的难处时不时地拿出来评判评判。
虽然本质都是一样的内核,可一样的事情换到了他人头上,评判起来就不算丢了自己的人了。
朱翊钧道,
“好,蒙元故事总有警醒之用,你且说便是。”
张诚笑了笑,开口即道,
“据奴婢听闻,其实昔年忽必烈在时,即有丞相伯颜上呈开通胶莱河之策,蒙古人不事生产,只有南粮北调,才可维持元大都城中一应开支。”
“而蒙元时,黄河数次改道,多股支流并入一支汇入淮河,洪灾泛滥,黄河下游沿岸的湖光、淮安,尤其是会通河沿岸的河南等地的水患的破坏力严重。”
“依理而言,伯颜提出此等良策,蒙古人理应击节叫好,无有不应,可胶莱河海运之议,终蒙元一朝也并未真正施行。”
“蒙古人说胶莱河工程浩大,费用繁多,倘或开工建设运河,必然要由山东地方提供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的支持。”
“而仅以山东一省之力,于如此规模的工程而言,只是杯水车薪,因此当时就任山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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