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节初到幽州
我来自现代,我常常带着沉重的使命去拷问历史——为什么中国近现代数百年间停滞不前,落后挨打,为什么西方人在短短的几百年间突飞猛进的发展,富国强兵。
最近,我豁然开朗,原来,这一切都是不同的法理文化开出的不同花朵。
重新解读纷繁复杂的历史,我发现中国始终存在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法律文化,西方人认为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”,中国人却认为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,也就是说,你的财产我分配,你不愿意我镇压(暴力拆迁,源出于此);西方人提倡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,中国的儒家文化却认为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;西方人认为法的本质是公平正义,中国的政治家却习惯了“法即是刑”的理念。
反映到法律宣传上,我们的法律宣传是这样的:“你不准干什么什么,否则,法律将对你如何如何”;而西方式法律宣传是这样的:“你有权干什么什么,如果别人侵犯了你的权力,你可依法对他如何如何”。
这两种不用的法律文明结出不同的果实,当然造成了我们那个时代不同的结果。
既然明白了这一切,我就不愿再让悲剧重复,我要让所有的人(包括皇帝,官员,百姓,甚至宗教人士)纳入到法律的管理之下,儒家认为一个人的德性够了,就可以治国了,这以德治国不过是个笑话,谁来管理治国者的德性哪——只有法律,法才是至高无上的。我要以宗教来管理人心,约束人的道德,以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规范。这样一来,即使是宗教,也套上了笼头。
光和五年三月(公元182年),我们经过20天的讨论,终于确立了一系列基本的律法及政府架构。当然,它离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还相差太远,但只要有了最高宗旨,它会不断的完善自我,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等待。
会上决定,高堂隆为我们的第一个首相,高山当大司刑,我兼任大司令,我手下学生已开始组建都督处、军机处。
会议结束后,高山立即去青州筹备转运流民,同时他还要在10天内拿出完整的商业发展战略。周毅开始着手设立各类学校,并筹备我们3年后的第一次科举工作。尹东则受命建立各级宗教机构,并组织人手编写完整的宗教教典,设立神学院。我抽身出来,带领饱受管亥摧残的500士卒动身前往幽州治所。
路上,一件小事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在出发时,为了补偿士卒们受到的摧残,我发给了士卒一些铜钱,这些铜钱都是我们私下铸造的,完全仿照汉朝铜钱的样式。没想到,这种钱币大受商家的欢迎,士兵们找零换回了各式各样的铜钱。我一时好奇,要过几枚铜币看了看,它们多数是大汉朝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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