澳门神学院,除了教授天主教义之外,也有一些自然科学,其中之人多是耶稣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。
王彦随着柏应理,在神学院内参观一日,觉得十分新奇,他发现西夷重于对事物的规律和本质的探索,而中华则善于总结经验,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。
不过王彦细想之下,其实中华也有类似的思想,《礼记·大学》中便有,“致知在格物,物格而后知至”之言,只是自明以来重八股,加之理学思想被歪曲,才丢掉了许多原来的东西。
神学院中,西夷在算学,航海方面的成绩,以及柏应理描绘的西方诸夷于海上争霸,四处开海吞地之事,让王彦感到惊讶,而最让他惊奇的则是西夷所绘制的一副万国图,此图与万历年间,西儒利玛窦所绘《坤舆万国全图》,有很大不同。
在《坤舆万国全图》中,大明居世界中央,而眼前这幅图,大明却在地图一角,这令随行的陈邦彦等人时分不快,但王彦却不知怎么的,却看得入神了。
他心中没有陈邦彦等人的愤怒,反而生起一股强大的危机之感,于是他提出想将眼前的万国图,带回广州,柏应理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
一日看下来,王彦不得不承认,经过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传教士,每一个都是难得的人才,几乎个个都涉猎铸炮、航海、算学、水利等方面的知识。
相比之下,大明的书院,却只教授四书五经,对于杂学都很少涉猎,而教导出来的士子,也多是只能写文章,却既不懂农政、水利,也不懂管理地方的偏才。
在朝廷运作之中,这些考上进士,得以做官的士人,往往要在地方上摸爬滚打很长一段时间,才能学会如何治理国家。
对于国家大事,如治河,兴修水利,筑城,工部的官员也要进过摸索,才能胜任,其中对时间与资源的浪费可想而知。
王彦看见神学院中,除了教授神学的课程之外,其他七成都是杂学,心里有些惊讶,但又不得不承认,如果大明的各级书院中,也开设诸如算术,农政,水利,铸炮等等杂学,那培养出来的士人,必然比只会文章诗词的士人,要强上太多。
其实中华在很久以前,也并非只重诗书经注,早在春秋战国,百家争鸣之时,孔圣人因材施教,弟子百人,士农工商,来自社会各个阶层,但如今却唯重士人,而古时六艺,今时也唯重书而已。
王彦在看完神学院之后,心中不禁一阵感叹,他惊叹西夷成就之时,也发现中华原本也有这些思想,只是后来逐步被舍弃了。
自国变以来,王彦心中一直都在思考,堂堂华夏,为何却被撮尔小族击败?
在面对两都沦丧,朝廷屡战屡败的情况之时,任何大明的士人都会反思,都会问一个问题,这是为什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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