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贯这么说话,杨怀仁已经听出来话中的意思了。
看来赵献球在江南也不是一手遮天啊,市舶司的岑公公好像就和他有点不对付。
从江南三司的职能来说,漕运衙门和市舶司都是管运输的,漕运衙门管内河航运,市舶司管外贸航运。
二者有联系,却也谈不上什么瓜葛,因为大宋的内部运输和对外贸易,根本就不是一回事,织造局在两者中间夹着,倒是显得特别有意思。
大宋的海上贸易,在建国初期是被禁止的,太宗皇帝太平兴国元年颁布法令实施海禁,规定私自进行海上贸易者,满一百钱论罪,满十五贯判黥刑,也就是在脸上刺字了。
到真宗继位之后,虽然海禁法没有废除,但实际上海上贸易已经适当放开,朝廷带头开始了海外贸易,只是民间的海上贸易还处在管控范围之内。
直到神宋朝元丰二年,海禁便被全面取消了,朝廷允许商人进行海上贸易,甚至还出台了一系列的管理和税收等政策,重置市舶司,管理和协助商人自由开战海上贸易。
大宋精美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,以及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便通过海路运送到东南亚国家中转,再由中东和南亚等国家的商船从东南亚国家买走,运回到本国贩卖。
这样的海贸形式一直持续到南宋,当时的海贸船只因为制造工艺有限,所以跑不了远洋运输,而且还受到季节的限制。
夏秋时东南沿海时常有风暴,在海上跑船非常危险,所以只有在冬春两季,才是海上贸易最密集的时节。
宋朝的瓷器和丝绸在中东和南亚国家非常受欢迎,所以取消海禁的这十几年来,海上贸易非常频繁,养肥了市舶司之外,也产生了很多依靠海贸发家的江南富商。
这便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,靠海上贸易发家的海商,和江南传统的靠国内贸易发家的富商分成了两派,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圈子,大家各做各的买卖,却没有什么合作。
而江南依靠织造发家的布商,则夹在他们中间两边不得罪,又成了一个独立的商人圈子。
而朝廷在江南的三司,便各自受到了三帮商人的抬举,三位首领太监,也就各有各的财路了。
三位首领太监之间,或许表面上大家井水不犯河水,可实际上在如此复杂的利益纠葛之下,很难说他们就真的三个人一条心,或者说,若是没有因为利益而相互算计,那才是出了鬼了。
管理漕运的赵献球看上去资格最老,地位也最高,但管理市舶司的岑公公和他管辖的范围各有不同,接触的人也不怎么相干,一个在扬州,一个在江阴,两地隔得并不算远,但两边来往不多,岑公公也不必迁就着他。
比起这二位来,童贯算是个新来的,要说在江南地方上的势力和人脉,肯定是没法跟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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