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知道,这些文字是写给我看的,我之所以把它记录下来,是为了安慰我的灵魂。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,我的父亲已经三十六岁,而我的伯父已经到了“知天命”的年纪。老年得子,而且是一子顶两门,内中的辛酸和喜悦只有伯父和父亲明白。每逢过年,父亲给我穿戴一新,拉着我的手,去给伯父拜年。父亲总是恭恭敬敬地作揖、下跪、磕头。我学着父亲的样子,把屁股撅起,头挨着地皮,口里喊着:“伯、侄子给您拜年了。”这时,伯父盘腿坐在炕上,脸上笑着,显得满足而心安理得。
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:“老兄比父哩,我的哥哥比我大(父亲)还亲。”是呀,为了父亲,伯父终生未娶。跑胡宗南那年(一九四七年、胡宗南进攻延安),妈妈从陕北逃难来到凤栖,跟父亲结为夫妻。所以我们的一家来自五湖四海,用伯父的话说:“是用砖头瓦砾凑合起来的一家人。”
思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,无法羁绊;思绪像一团乱麻,漫无边际;思绪更像一杯酒,让人眩晕、迷恋,还有那么一点苦涩。
妈妈生下妹妹以后,我便跟伯父睡在一起。那时,我们这个小县城还没有电灯,我最早见过的电灯是在看幻灯片的时候。远远的什么地方,一台发电机突突地响着,幻灯机前的灯泡突然亮了,放映员把一张张幻灯片放进幻灯机里,银幕上便显出影影绰绰的图影。记得那是在宣传抗美援朝,喇叭里传出“雄赳赳、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”的歌声,银幕前一片黑压压的人头。伯父把我驾在肩膀上,我看得如痴如迷。以后好多天,我们一群光屁股孩子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,那就是“电”。电对于我们来说,神秘而遥不可及。
那年月,什么都奇缺,唯独太阳笑得灿烂,显得肆无忌惮。早晨,我被热烈的阳光吵醒,耳际里传来的第一声呼唤便是:“卖包子咧――”。贵祥叔站在我家土窑畔上,叫卖声里藏着诱惑,我肚子里的馋虫开始蠕动。伯父便从叠着补丁的夹袄里掏出皱巴巴的五百元钱,(旧币,相当于现在的五分钱,一万元等于现今一元钱,下同)买回了四个香喷喷的包子。我伸出脏兮兮的小手,接过伯父买回来的包子,爬在被窝里,狼吞虎咽地吃。
伯父的土窑洞里有一盏老麻油灯,我记得从来没有点亮过,做摆设用。那时节虽然麻油只卖五千元钱一斤,可是伯父起早贪黑一天也挣不回一斤麻油钱。后来有了煤油,伯父买回了半斤煤油,用墨水瓶做了一盏煤油灯,也不常点,只是偶尔用用。天刚麻麻黑,伯父便给我扒光衣服,哄我钻进被窝里,然后天上地下,给我讲那些陈年往事。
听伯父讲,我们老家住在SXLT县一个叫做支家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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